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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太行山西側(cè)）。新安大賈，魚鹽為業(yè)，藏錢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zhuǎn)販，或窖栗，其富甚于新安。
——摘自明謝肇潮《五雜俎》材料二  乾隆27年（1762年）2月14日上諭表彰：“所有兩淮商眾，承辦差務(wù)，皆能踴躍急公，宜沛特恩，以示獎(jiǎng)勵(lì)?！鼻逭畽n案統(tǒng)計(jì)徽州歙縣人鮑志道任兩淮總鹽商二十多年間，先后“捐納”2000萬兩白銀與12萬石糧食（約合1440萬斤）。乾隆感慨“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咸豐二年（1852年）二月至三年正月止，《為遵旨報(bào)上捐輸情形奏折》記載：紳商士民捐輸銀數(shù)，則山西、陜西、四川三省為最多。山西共計(jì)捐銀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三百余兩。
——摘自《中國古代史》（1）概括指出材料一中作者主要從哪些視角記載了商幫的信息。
（2）指出材料二中朝廷對徽、晉商人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是什么，并說明原因。
（3）根據(jù)材料一、二并結(jié)合所學(xué)知識(shí)，分析徽、晉商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