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鴉片戰(zhàn)爭后，道光帝說：“不得不勉允所請，藉作一勞永逸之計……從此通商，永相和好?！?867年，在討論修約問題時，李鴻章指出，各國“均有保護其民，自理財賦之權(quán)”，對其“上侵國家利權(quán)，下奪商民生計”的種種非分要求，“皆可引《萬國公法》直言斥之”。
——摘編自王建朗、贊克武《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晚清卷》
（1）根據(jù)材料一概括晚清統(tǒng)治者外交理念的變化，并說明其原因。
材料二：1919年1月27日，顧維鈞指出：“三千六百萬之，山東人民，有史以來為中國民族，用中國語言，信奉中國宗教”；“膠州為中國北部之門戶，亦為沿岸直達國都之最捷徑路”，在國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東為孔孟降生，中國文化發(fā)祥之圣地”；“以經(jīng)濟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競存已屬不易”，“不容他國之侵入殖民”。
——摘編自石源華《顧維鈞：雄辯于巴黎和會上》（2）依據(jù)材料二并結(jié)合所學知識，指出列強對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的“正義要求”的態(tài)度，這引發(fā)了中國哪一重大歷史事件。
材料三：毛澤東的“求同存異”外交思想是以其矛盾學說為哲學基礎的。毛澤東矛盾學說以其辯證思維超越了“求中”或“求異”的單一思維，其“求同存異”外交思想以“求同”為基本價值取向，以“異”的非對抗性質(zhì)為基本前提，以“異”的具體狀況為策略根據(jù)，以“同”與“異”的發(fā)展變化為實現(xiàn)條件，指導了新中國外交實踐。
——王建：《試論毛澤東的“求同存異”外交思想與實踐》（3）結(jié)合材料三和所學知識，指出在“求同存異”外交思想的指導下建國初期有哪些處交實踐。
（4）綜合上述材料，歸納影響國家外交活動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