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題。
材料一：
      一九二八年，傅斯年締造了中研院史語所這一現代學術機構。傅氏反復強調，該機構之建設，就是要與傳統(tǒng)的“抱殘守缺”式的國故研究劃清界限，“擴充材料，擴充工具”則是史語所的旨趣所在。傅斯年堅信，“史學的對象是史料”，或者說，“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脊艑W在提供大量“新材料”的同時，也發(fā)揮著“新工具”的功能，從而在相當的程度上滿足了傅斯年“要把歷史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之愿望。
      史語所成立伊始，傅斯年即聘李濟為史語所考古組主任。李濟深諳以“精密的方法”發(fā)掘出的地下古物才具有科學價值的道理，并將田野考古的職責定義為“用自然科學的手段，搜集人類歷史材料，整理出來，供史學家采用”，他的這一理念簡直就是對“擴充材料，擴充工具”的具體詮釋。隨后，梁思永從哈佛畢業(yè)回國加盟史語所，作為中國第一個專攻考古學的學者，他幾乎以一己之力規(guī)范了考古學研究的三個關鍵步驟——資料采集、資料整理以及資料研究?？梢哉f，中國考古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門用新方法獲取新材料來研究中國“老問題”的學科。從這層意義上講，它是典型的“西學在中國”。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史語所考古組連續(xù)在殷墟進行了十五個季度的發(fā)掘，除了那些刻字甲骨、刻花骨片和白陶等精美之物，殷墟的“基本材料仍是那極多極平常的陶片、獸骨等”，但李濟卻信心滿滿地展望，“在這種材料上我們希望能漸漸地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從這層意義上講，古史重建堪稱中國考古學的“初心”。
      幾乎在傅斯年創(chuàng)辦史語所的同時，曾經留學法國的哲學學者徐旭生也投身到古史研究的隊伍中來。徐旭生主張歷史研究不能“專在斗室故紙堆中繞彎子”，因此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下創(chuàng)設了考古組，排除種種國難在陜西開展考古工作，意欲尋找“豐鎬、咸陽、犬丘、岐下、平陽、雍，及汧渭之會”等周秦都邑，并最終選擇寶雞斗雞臺遺址進行發(fā)掘。徐旭生和他的學生蘇秉琦相信，一部理想的中國上古史必須將文獻、傳說和造物三種材料綜合運用來書寫，并且堅信“將來必有一天，我們可能根據豐富可靠的地下遺物、遺跡和考古學的成就，來描述中華民族的史前文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蘇秉琦晚年完成的重要著作《中國遠古時代》和《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是真正意義上扎根于考古材料的古史重建，他由衷地感慨這是“六十年圓一夢”。
      但并非所有學者都主張中國考古學應該以古史重建為學科使命，張光直就不無遺憾地表示，如果中國考古學家最初是在周口店、仰韶或其他史前遺址而非殷墟進行大規(guī)模發(fā)掘的話，那么考古學在中國的發(fā)展可能會從歷史學的范圍中走出來，而與自然科學做比較密切的結合。而在另外一些西方學者眼中，中國考古學更是淪為“維護傳統(tǒng)”的“證史工具”，這無疑是誤解了中國考古學的史學傾向。
      如上所述，中國考古學的兩個源頭——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和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組的創(chuàng)辦者在學科萌芽之際即勾畫出強烈的古史重建的愿景。第一流的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一直胸懷大志，立意高遠，“建體系”“修國史”，都堪稱是在為《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中國續(xù)篇”，中國考古學何嘗僅僅滿足于“證經補史”呢？中國考古學的當務之急其實是如何“不忘初心”，牢記學科使命，為重建系統(tǒng)可靠的古史貢獻力量，避免學科研究陷入碎片化、技術化的泥淖。
（摘編自孫慶偉《考古學如何與“中國”結合》）材料二：
      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離不開歷史學的堅強支撐，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北热?，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許多重大考古發(fā)現，極大地豐富了對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認識，極大地促進了對史前文化發(fā)展整體格局和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各地區(qū)互動關系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多元一體”“區(qū)系類型”“重瓣花朵”“中原中心”“相互作用圈”等多種模式。其中如果沒有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沒有歷史學家長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理論與實踐探討，這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們仍然不能說古史傳說都是信史，也不能說考古發(fā)現把古史傳說一一證實了，但毋庸置疑，與傳說時代大體相當的考古學文化存在、實物支撐應該是沒有疑問了。
      我國考古學界在夏商周三代考古上取得了十分杰出的成就，但這些成就依然有賴于歷史學對其內涵的深入分析與挖掘。歷史學對考古學的支撐同樣也表現在秦漢考古上，秦漢是我國封建社會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大一統(tǒng)王朝的初創(chuàng)時期，歷史學通過對大量簡牘文書、皇宮遺址、皇室貴族官僚墓葬的考古資料解讀研究，有力支撐了這些考古發(fā)現的重大意義與價值，賦予了這些考古材料的歷史學價值。今天，不能設想離開秦漢考古的秦漢史研究，也不能設想離開秦漢史研究的秦漢考古學，二者互為基礎。
（摘編自卜憲群《推進歷史學與考古學融合發(fā)展的思考》等）（1）下列對材料相關內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D

D

A.史語所重視考古學的史料作用和工具功能，李濟的理念與史語所的旨趣高度一致，表達更具體化。
B.中國考古學誕生時的學科意識具有“西學在中國”的特點，其中李濟和梁思永等人做了巨大貢獻。
C.蘇秉琦認為要將文獻、傳說和遺物三種材料綜合運用寫出理想的中國上古史，他也是這樣實踐的。
D.中國諸多考古發(fā)現對古史傳說全面印證，這與中國考古學的創(chuàng)辦者們重視歷史學理論與方法是分不開的。
（2）根據材料內容，下列說法正確的一項是

A

A

A.考古學要以自然科學的手段收集史料為史學研究所用，這也符合傅斯年有關史語所“擴充材料，擴充工具”的職能定位。
B.投身到古史研究中的徐旭生創(chuàng)設了考古組，其目的在于旗幟鮮明反對“專在斗室故紙堆中繞彎子”的歷史研究方法。
C.有學者認為，假如中國考古學家最初能在仰韶等史前遺址做大規(guī)模發(fā)掘，就會有利于考古學“古史重建”學科使命的實現。
D.考古學材料在先秦和秦漢史研究領域中的證史、補史等方面發(fā)揮巨大作用，說明考古學與歷史學相互支撐。
（3）結合材料內容，下列選項中最符合中國考古學“初心”的一項是

C

C

A.考古的作用是取地下材料“以補正紙上之材料”和“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
B.使用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等方法發(fā)現了中國第一個史前文化遺址——仰韶文化遺址。
C.多學科參與，多人合作，利用可觀的考古資料來“編輯一部比較可信的中國上古史”。
D.綜合利用文獻和傳說材料，來鞏固國人對于古史的信心并探尋正確的古史研究方法。
（4）請簡要分析材料一的論證思路。
（5）材料二中談到“我國考古學界在夏商周三代考古上取得了十分杰出的成就，但這些成就依然有賴于歷史學對其內涵的深入分析與挖掘”，那么除了“依賴歷史學”，你認為這些考古成就的取得還有哪些原因？請結合材料一簡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