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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公共健康是關系到一個國家或地區(qū)人民大眾健康的公共事業(yè)。它是全社會的事情，關涉到社會資源在人群中的分配，從而牽涉到社會正義問題。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是謀取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在公共健康領域，無論遇到何種利益沖突和價值沖突，都必須以社會正義作為最高原則，通過這個原則來平衡各種利益和價值。
      公共健康關系到所有社會成員的共生共存。它處于良好狀態(tài)，將維護和促進個體健康；它發(fā)生危機，將威脅個體安全。公共健康保護的是每個個體的健康，需要所有社會成員積極參與、共同維護。當個人權利與公共健康發(fā)生沖突時，個人對某些權利做出妥協(xié)是必要的，是符合社會正義原則的。在公共健康領域，個人對社會的義務之一，就是為了公共健康而適當限制個人權利。
      在個人權利與公共健康發(fā)生沖突時，政府采取干預措施，必須充分考慮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必須盡量最小化。以公共健康為理由而犧牲某些人的權利，只有發(fā)生真正危及公共健康的事件，并真正需要某些人做出犧牲時才是合理的。因此，在踐行社會正義時，公共健康不能要求公民無條件地隨意犧牲個人權利。
      在公共健康實踐中，當個人的自由、隱私、財產等權利為了公共健康而被迫犧牲時，國家和社會必須做出適當?shù)难a償。否則，也是違背社會正義的。從社會發(fā)展的價值目標來看，個體利益是社會利益的基礎和前提，不以個體利益獲得為終極價值目標的社會利益是不正當?shù)模瑐€體對社會利益的服從，必須有助于個體利益的改善，并且這種服從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應當?shù)玫窖a償?shù)?。我國的《傳染病防治法》也為這種補償提供了法律依據(jù)。它規(guī)定，“在隔離期間，實施隔離措施的人民政府應當對隔離人員提供生活保障；被隔離人員有工作單位的，所在單位不得停止支付隔離期間的工作報酬”。個體為公共健康做出犧牲，政府要對此給予適當補償，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應有行為。
（取材于李倫、喻文德《論公共健康的社會正義問題》）材料二
      在某種程度上，尊重個人隱私權和促進公共健康是一致的。公共健康取決于公眾的信任與合作，如不能保護個人隱私權，就難以鼓勵個人去參加公共健康項目，如疾病的篩查、對有密切關系者的告知及醫(yī)學治療等。然而，二者又是相沖突的，社會不可能在強調維護健康信息的公共利益的同時，又能充分保護個人隱私權。在公共健康領域，有關疾病的危險因素、趨勢及原因等信息，是政府做出公共衛(wèi)生理性決策的重要基礎。為了公共利益，政府需要并且有權力取得、利用、保留及傳遞這些信息，以有效識別公共健康危險，制定公共健康決策。對政府的公共健康使命而言，這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這種對個人健康資料的系統(tǒng)化獲取，使個人隱私面臨巨大風險。健康信息能夠顯示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生活最私密的方面，它能夠影響到一個人就業(yè)、獲得保險或社保福利等諸多方面。越來越多的個人資料被收集、傳遞給越來越多的使用者，個人保護隱私權的能力就會顯著降低。而如果過度保護隱私權，嚴格限制可辨認健康數(shù)據(jù)的系統(tǒng)化收集，可能導致政府無法獲得健康數(shù)據(jù)，從而無法做出保護公共健康的理性決策，也可能危害大量處于危險地位的第三人。
      因此，如何既能夠強力保護隱私權，又能夠充分發(fā)揮個人健康信息在公共健康中的價值，加強公共健康的保障，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法律問題。
（取材于李燕《限制與保護：公共健康領域的個人隱私權》）材料三
      疫情下對“隱私”和“公共健康”的決策平衡，更深層地反映了一國文化和認知傳統(tǒng)。數(shù)據(jù)共享、位置信息追蹤、人工智能技術等數(shù)字科技的規(guī)?；瘧迷谟行б种乒跔畈《究焖賯鞑シ矫姘l(fā)揮積極作用。然而，即使是同一種技術應用，各國在接受程度和推廣范圍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尤以韓國、新加坡、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的差異，這種差異往往根植于不同地域、文化和認知傳統(tǒng)。在外在“法律形式”上，韓國、新加坡接近于歐盟，但其隱私觀念的內核仍然是東方式的。韓國、新加坡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幾乎都是以歐盟GDPR為模板，特別是近年來，韓國積極爭取歐盟對其個人信息保護法律制度的認可。但通過疫情可以看到，盡管具備形式上的相似性，但植根于社會文化深處的隱私觀仍然有著巨大的不同。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家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集體主義是人們思想觀念的一部分。當與公共利益關聯(lián)更為密切的“健康”和更加注重私人自由保護的“隱私”兩種價值發(fā)生沖突的時候，亞洲人更傾向于將重心放在公共利益上。普通網民也利用政府網站披露的患者數(shù)據(jù)，通過人肉搜索等方式識別和追蹤特定個人。而對于歐洲國家而言，深厚的隱私文化傳統(tǒng)早已被立法者融入GDPR等隱私保護規(guī)范當中。面對數(shù)字監(jiān)控，強大的隱私觀念讓歐洲人猶豫不前。即使企業(yè)向政府共享的位置信息已經經過匿名化處理，歐盟議會議員仍然對未來可能出現(xiàn)的大規(guī)模監(jiān)視表示擔憂。
（取材于騰訊研究院的《“隱私”與“公共健康”的決策平衡》）（1）下列對材料相關內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確的一項是

C

C

A．在危及公共健康的疫情面前，居家自行隔離或強制隔離，體現(xiàn)出個人對社會應盡的義務——為了公共健康而無條件犧牲個人的權利。
B．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從社會發(fā)展的價值目標來看，個體利益是社會利益的基礎，而社會利益是個體利益的終極目標。
C．在公共健康實踐中，國家對為公共健康被迫做出犧牲的個體，給予合理的補償，不僅有法可依，而且能體現(xiàn)出應有的社會正義。
D．過度保護隱私權，可能會使政府無法做出保護公共健康的理性決策，從而導致政府無法獲得健康數(shù)據(jù)，危害到大量處于危險地位的第三人。
（2）下列對三則材料相關內容的理解和推斷，不正確的一項是

A

A

A．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論及了保障公共健康與維護個人權利的沖突，材料二著重指出二者的矛盾不可調和，無法解決。
B．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論及了公共健康和個人權利之間的矛盾關系，材料三則分析了在平衡這二者關系時不同決策所反映的不同文化認知。
C．通過材料三可知，以韓國、新加坡為代表的一些亞洲國家，它們的外在“法律形式”和其文化“內核”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D．通過材料二、三可知，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十分看重對隱私權的保護，盡管在這方面他們還有很多挑戰(zhàn)需要應對。
（3）下列做法中，不可以作為論據(jù)來支撐材料三觀點的一項是

D

D

A．疫情初期，佩戴口罩在西方社會被認為是多余甚至奇怪的行為，而在中國沒有口罩你將無法進入商場、學校等公共場所。
B．歐洲的一些學生在疫情期間不顧勸阻，仍舊組織游行集會；日本疫情一度控制良好，是因為其國民很怕給他人帶來麻煩，通常生病就佩戴口罩。
C．隨著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多個國家及地區(qū)爆發(fā)了反對統(tǒng)籌防疫的抗議活動，人們反對“封城”，強調個人的自由人權更重要。
D．面對疫情防控的嚴峻形勢，中國多家央企向海外捐贈了口罩、防護服等特別緊缺的防疫物資，助力海外“戰(zhàn)疫”，展現(xiàn)了大國的擔當。
（4）材料一在論證上有何特點？請簡要說明。
（5）在公共健康領域有突發(fā)情況時，政府如何合理對待個人權利？請結合材料一、二進行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