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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題。
材料一：
      非典中最艱苦的一場遭遇戰(zhàn)就發(fā)生在北京市人民醫(yī)院。從四月五號開始，陸續(xù)有222人感染，包括93名醫(yī)護人員，有將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門診大樓北側的急診科是當時疫情最重的地方。我不明白這家醫(yī)院怎么會有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應該跟上次拍轉運的那二十九個蓋白布的病人有關系，我得知道這是為什么。沒人要我做這個節(jié)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
      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帶我去看了留觀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幾間普通的病房，遲疑地問他：“你們的清潔區(qū)、污染區(qū)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這兒畫一根線。”我不能相信，問了一句：“那你們怎么區(qū)分清潔區(qū)和污染區(qū)？”朱繼紅沉默了一會兒，慢慢舉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這兒?！?br />      我問：“你們靠什么防護？”
      他面無表情，說：“我們靠精神防護?！?br />      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們來拍攝時，病人才開始轉運到有隔離條件的醫(yī)院。當時病人連輸液的地方都沒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輸。他帶著我去看，所有的椅子還在，輸液瓶掛在樹杈上，或者開車過來，掛在車的后視鏡上，椅子不夠了還有小板凳。一個衛(wèi)生系統(tǒng)的官員在這里感染，回家傳給了妻子兒子，想盡辦法只能找到一個醫(yī)院床位，夫婦倆讓兒子住了進去。兩口子發(fā)燒得渾身透濕，站不住，只能顫抖著坐在小板凳上輸液。再后來連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時候，父母已經去世。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們還會說我“是進非典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當從頭到腳蓋著白布的病人從我身邊推過的時候，還有媒體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我只不過隱約感到怪異，僅此而已。我沒有接到指令，這不是我節(jié)目的任務，我覺得轉過頭很快就會忘記——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節(jié)目播出后，有同行說：“你們在制造恐慌?！碑敃r我身邊坐著時任《財經》雜志主編的胡舒立，她說：“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輕慢?！?br />（摘編自新聞記者柴靜傳記集《看見》）材料二：
      非典報道經歷了從瞞報到高度透明化的歷程，這表明新聞主管部門的管理方式開始發(fā)生變化：從“如何包”轉到了“如何報”，從內容控制轉到了方向調控。在傳統(tǒng)機制下，一些新聞主管部門認為消極信息容易引起公眾不必要的恐慌和社會動蕩，因而媒體在信息流通中實行嚴格的把關制度，側重于“包”不重“報”。中國傳媒對于危機報道的典型做法是在保守的方針下，采取低調而務實的報道模式。應該說這一傳統(tǒng)是在建國之初就形成的。當時中國面臨國內外的險惡局勢和政治、經濟的雙重危機，需要以正面宣傳為主，穩(wěn)定社會秩序，因而實行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封鎖有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但其前提是資訊手段的不發(fā)達，信息渠道的單一。
      這一做法延續(xù)到今天則并不合適：一方面當前政治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公眾的信息需求擴大，對知情權的要求日趨強烈；另一方面通訊技術不斷發(fā)展，使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傳播學認為，流言的流傳程度=事件的重要性×證據(jù)的曖昧性。如果媒體繼續(xù)采取沉默的態(tài)度，既達不到封鎖信息的目的，又缺乏權威的消息。社會輿論主體缺位，必然縱容了流言的傳播而破壞社會穩(wěn)定。從管理學上看，傳統(tǒng)新聞管理側重微觀的內容管理，而非方向性引導，而由于內容管理的龐雜，必然導致信息傳送的滯后，造成輿論主導真空，流言乘虛而入，反而容易引起恐慌。此次“非典”事件前期的搶購風波驗證了這一點。
（摘編自俞熙娜、沈愛國學術論文《“非典”事件對新聞改革的影響》）
材料三：
“非典”時的政府扣押信息、“媒體集體失語”等觀點，與事實不符，是站不住腳的。
      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第23條規(guī)定，在暴發(fā)嚴重疫情時，媒體在對外通報前須征得衛(wèi)生部的同意。我們需要強調，記者應當依法報道。由此可見，所謂非典期間“媒體失語”的主要原因，在于作為第一個環(huán)節(jié)的衛(wèi)生部門出現(xiàn)了“故障”。
      事實也的確如此?！吧裣纱蛘?，凡人遭殃?！边@句俚語，可以非常形象地形容2003年3月和4月中上旬中國社會的特殊狀態(tài)。在醫(yī)學界，北京的洪濤院士最先認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為衣原體”，而以鐘南山為代表的南方專家卻堅持認為是冠狀病毒。雙方對SARS病原各執(zhí)一詞，莫衷一是。從科學研究角度看，這是非常正常的。然而，從當時SARS迅速蔓延的緊迫形勢看，人民群眾急切地想要知道非典的病原信息。對此，當時的媒體都沒有報道。不是媒體不能報道，也不是什么力量控制媒體不準報道，而是所有人，包括媒體和衛(wèi)生部，都必須等待專家們的最終判斷。由此可見，由于SARS復雜病因引發(fā)的醫(yī)學爭論，才是造成所謂當時“媒體集體失語”的真正原因。
      2003年4月16日，世界衛(wèi)生組織確認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是引起SARS的病原體。洪濤院士隨即也改變了原有的觀點。至此，爭論結束。4月20日，國家衛(wèi)生部門開始以一種全新的姿態(tài)面對“非典”疫情。接著，新聞媒體也是以一種全新的姿態(tài)面對急切盼望信息的廣大受眾。
（摘編自尹韻公研討會主題發(fā)言稿《對非典時期新聞傳播的再反思》）（1）下列對三則材料相關內容的梳理，正確的一項是

C

C

A．
B． 
C． 
D． 
（2）根據(jù)材料一和材料三，下列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C

C

A．記者柴靜對“媒體失語”的反思與材料三的立場有根本上的差異，柴靜更強調在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中新聞記者面向社會民眾的主體責任。
B．柴靜調查發(fā)現(xiàn)，人民醫(yī)院嚴重的院內感染很可能與該院防疫設施不完善有關。而該期節(jié)目的順利播出，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非典后新聞傳播的改變。
C．材料三認為政府和媒體在“集體失語與缺位”中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問題產生的真正原因是由SARS復雜病因所引起的醫(yī)學界異乎尋常的爭執(zhí)與矛盾。
D．世衛(wèi)組織佐證了鐘南山的觀點，有力推動了政府的部署安排。但材料三為政府和媒體所作的申辯，其實并沒有全面解答柴靜在采訪中暗示的所有問題。
（3）下列說法中，可以作為論據(jù)來支撐材料二觀點的一項是

D

D

A．“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報刊、廣播、電視都要促進安定團結?！?br />B．“在那沒有報紙的政府和沒有政府的報紙之間，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C．“由于公共危機涉及到公眾自身的生命、財產安全，公眾會積極主動地通過各種途徑獲取有關公眾危機的信息。”
D．“通過制度化可以賦予媒體相應的自由并規(guī)定其合法活動的范圍，改善政府不確定、難持續(xù)、不對稱的社會控制?！?br />（4）比較分析材料二與材料三在論證特點上的異同。
（5）面對近期依舊嚴峻的新型冠狀肺炎防治形勢，在新聞傳播方面，我們可以從非典事件中得到哪些經驗教訓？請結合材料談談你的看法。